1950年，李治带枪到中南海求见毛主席，向毛主席要3000万，毛主席听完后，当即批示：“3000万不够，我给你加个0，3亿吧！”
1950年的一天，五十一岁的李治风风火火地闯了一次中南海。要不是警卫战士眼疾手快把他拦住，他大概已经推门进去了。证件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他腰间那把手枪上。
在当时的警卫规矩里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禁忌。战士不敢做主，立刻上报。可谁都没想到，毛主席听到汇报后，非但没动气，反而笑了，交代了一句：赶紧让他进来，别说带枪，就是带刀也得让他进。
这种近乎任性的信任，源头要往回倒将近二十年。
1930年，李治还是一名国民党部队的上尉军医，在一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。他戴副圆框眼镜，话不多，手脚却很利索。红军缺医少药，碰上懂行的人自然不肯放走，李治也就这么留了下来。他自己恐怕也想不到，这一个转身，会让日后的许多战友从鬼门关口折返回来。
长征走到草地阶段，周恩来突然高烧不退，整个人烧得失去了意识。环境恶劣到了极点，不要说手术室，连最基本的消毒酒精都凑不齐。李治被紧急叫来，检查后迅速断定是阿米巴肝脓肿。肝区已经严重化脓，如果不立刻排掉脓液，生命只能按小时计算。
他让人去找冰块，这听起来像戏文里的情节，却实实在在发生了。战士们四下搜寻，居然真的从背阴处刨来一些残冰。李治把冰块用布裹好，敷在周恩来肝区降温，又从随身的药包里找出治疗痢疾的特效针剂。
等到体温稍降，他就在那种连热水都找不到的条件下，替周恩来做了穿刺排脓。连续几天，他几乎寸步不离。周恩来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面前正是一张疲惫却带着宽慰的笑脸。这份过命的交情，周恩来记了大半辈子。
类似的险情很快又重演一次。敌机轰炸，贺子珍腹部被弹片击中，鲜血直涌。轰炸还没停，李治已经冲上去压住伤口，就地止血包扎，从烟尘和喧闹里抢回了一条命。事后毛主席专程来表示感谢，李治还是老样子，搓搓手说，正好碰上了，本来就是我该做的。
长征把人磨得又瘦又黑，李治一直忙着给别人治病，自己却在到达陕北不久后突然倒下了。高烧、昏迷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。毛主席听说后，赶去他躺着的窑洞里探视，望着那个曾经救过妻、救过战友的人毫无生气地躺着，心情沉重。
临走时，他提起笔留了一张条子，上面就七个字：“李治同志不能死。”条子传到卫生队，大家拼尽全力抢救，硬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等到身体完全恢复，他又坐回了诊桌后面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在延安那几年，李治渐渐成了将帅圈子里格外受敬重的存在。一次林彪得了急性痢疾，着急上火要上前线，问他能不能一天内治好。李治没夸口，仔细检查后包了四小包药粉，嘱咐用浓茶水随服，四个钟头一包。
林彪依言而行，第三包下去，痢疾停了。这个平时极少当面夸奖人的指挥员，特地找到他，当面说了一句：你的医术当真高明。朱德、彭德怀等人都先后由他诊疗过，他们对这位从不高声说话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稳住局势的医生，既有感激，也有一份特殊的情分。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李治在西北又一次病倒，彭德怀马上安排转送北京治疗。周恩来和朱德知道后，分别请他到家中做客，窑洞里那些紧张的抢救之夜，又变成了一杯热茶前平静的旧话重提。
1950年，刘伯承奉命组建军事学院，急需医疗卫生方面的负责人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治。李治到任后发现，学院的卫生部门几乎是一片空白，缺器材、缺药品、缺教室，什么都缺。他把困难摊在刘伯承面前，刘伯承也为难，建国之初到处伸手要钱，根本腾挪不开。李治回家想了一夜，忽然站起身来，决定不再层层转报，直接去中南海找毛主席。
这就是警卫战士发现他带枪的那一天。枪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，他从没多想，随手一别就出了门。被带到办公室时，毛主席和周恩来正在一起商量事情。见他进来，两人都停下工作，亲切地招呼。
李治也不兜圈，把军事学院卫生部门一穷二白的处境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开口就提需要三千万。周恩来听后，温和地问了一句这个数目够不够，毛主席却大手一挥说，三千万不够，我给你加个零，批三亿。
这话里的爽快，既有对老战友的信赖，也有对医疗事业的决断。毛主席当场签了批条。那个年代的旧币，一万元折合后来的一元新币，三亿元也就是三万元，对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，绝不是一笔可以随便批出的数目。
李治拿着条子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临别时，毛主席用力握了握他的手，告诉他随时可以来，有困难也可以直接找周总理。
这趟中南海之行，成了李治生命里一个小小的转折。经费到位后，医疗设备搬进了学院，教学有了着落，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医护人员从这里走出去。他后来还参与过部队医疗系统的构建，在药品保障、战伤救治规范等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。
1955年授衔时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后半辈子，他都扑在了祖国军事医学和人才培养上，一直到1989年以九十岁高龄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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